曹操坚持最后五分钟，终于一举打败袁绍，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这一切，也是曹操念念不忘的，曹操也说过，“天下之功，彧之功也”。对于这样一位宜享高爵的元勋，曹操为什么要抛弃他呢？这也许就是他们两人的人生观的根本区别而带来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三国演义》第六十一回有这样两句话，董昭曰，“岂可以一人而阻众望？”遂上表，请尊操为魏公，加九锡。荀彧叹曰，“吾不想今日见此事”。这一句“吾不想今日见此事”，让荀彧、曹操两人成见更深，误解更大。荀彧的不想今日见此事，是想不到今天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初的曹操是“乃心在汉”，“是秉忠贞之志，守谦退之节”，今天的曹操已偏离了原来的志向。而曹操却理解为荀彧一定会千方百计地阻止他称魏公，加九锡。所以，曹操在去南方征战的路上，于寿春，送给荀彧一个空饭盒，让荀彧自行结束了生命。然后，在荀彧去世一年后才接受了晋封魏公的称号，真的没有让荀彧见到此事。

最后，我想就荀彧的遭遇说几句题外话。

荀彧与曹操的关系，其实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缩影。荀彧代表着中国封建社会的保守势力，曹操代表着中国封建社会的改革势力。荀彧与曹操之间的关系，很难轻易下结论谁对谁错。不过，中国封建社会给他们所下的结论自然是荀彧对，因为自从有了三国这个故事的传播，人们就一直同情汉献帝，自然也就同情荀彧了。人们赞成荀彧，说荀彧是对的，不仅仅是同情，更多的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决定了人们的价值取向。按照这种价值取向，曹操自然是错的，曹操被自古以来的中国封建社会认定是奸雄，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从正统意识出发，以正统意识为依据所下的结论，其目的是维护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统治。

如果从历史为我们提供的经验教训来看，以上的结论值得存疑。

如果从维稳的角度看，荀彧是对的。荀彧的出发点是“匡朝宁国”。辅助汉朝，使国家安宁，使人民免受战争之苦，自然是对的。曹操要推翻汉朝的统治，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这期间，新与旧的斗争与争夺必定是你死我活的争夺，为此，将有更多的无辜生命付出代价。从这一点上看，曹操自然是有罪的。荀彧是保守派，致力于社会的稳定，希望一切有志之士，秉忠贞之志，守谦退之节，但也少不了改良，荀彧的改良，是在旧秩序下进行，希望不要否定现有的社会框架，有点软着陆的意思。而曹操的改革是要彻底地否定旧秩序，希望改朝换代。尽管，曹操还没有迈出关键的一步，还是羞羞答答，但其改革社会的意识是不容否定的。再者，曹操正因为对社会的改革，顾及旧势力的阻拦与反对，致使曹操望而却步，窒息了那场动荡年代造成的改革生机，致使中国封建社会经过不到三十年的短命王朝——西晋，又后退到了长达百年之久的分裂混战局面。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兴，自汉以后，才始于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之所以有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是因为自汉以后的，让社会付出了太多、太惨重的代价。有识之士经过一代代的抗争，才换来了社会的觉醒，为唐太宗培植了改革社会的土壤。另外一个原因是唐太宗从社会动荡中，从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中，看到了中国社会的改革希望与力量。唐太宗不仅借助农民起义军的力量彻底推翻了隋朝的统治，而且抓住机遇发动了玄武门政变，以此推倒了父皇李渊的统治，使一切有碍于新秩序建立的反动因素烟消云散。如果曹操有如唐太宗的勇气，敢于向前迈出一大步，彻底否定、推翻原有的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社会也许因此前进一大步。唐太宗尽管有玄武门之罪，但人们却忘记了，人们只小心地记住了贞观之治。如果曹操当年能勇敢地迈出一大步，也许人们就会淡忘他之于东汉的一切不是。

改革是痛苦的，改革如疾风暴雨，它的来临，摧枯拉朽。它的过后是一派萧条。但萧条过后，显示的是新生命的绽放。而改良是温和的，是和风细雨式的，表面看使即将逝去的生命得到了喘息，但从根本上看，滞后了社会的进步。从这一点上看，荀彧是错的，曹操是对的。可惜的是曹操没有迈出那历史意义的一大步。不过，这也是历史的纠结，这种历史的纠结是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常态，时代的进步永远处于保守与改革的碰撞之中而步履蹒跚地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