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19岁让来永强行占了，不满20岁改为23岁结了婚，老挨打挨骂，还给绑在一把老梨木太师椅上，上老虎夹板、刺青、灌兽药等等诸多事情讲了一遍。说，“玉儿原先只知来永给她灌的是刺激性挺强的药，不知道是兽药。后来，我的一个瓜蔓子表弟三猛来找我给办兽医营业执照，发牢s漏了一句‘给来永那小子的老婆都配好了药，他娘拉个蛋的连个证都不给办’。我这才知道给玉儿灌的是让牲口发情的兽药，恨得我大骂了三猛一顿。后来告诉了玉儿，把她气得浑身直打哆嗦。”又讲了来永父母和来永的诸多劣迹。“这个老来是真行，商业局和以前他干过的几个单位，都搞得不怎么样，眼看快‘放学’了，嗨，不知是啥关系，倒弄了个县政协副主席，副县级。听说是地区里有人。”又说，“玉儿是个好女子，可她的命真可怜！您这当局长的，多关心着她点儿。如果玉儿离了婚，就彻底解脱了。反正又没留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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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节：心情在别处（40）
秀娟的一席话，虽声音不大，却如一串串惊雷在韩立冬头上轰轰直响。但他仍不动声色，说：“我知道了。玉儿的情况，你就不要对任何人讲了。你跟她是好姊妹，要多关心她。”秀娟点点头，又告诉了韩立冬自己单位上和家里的电话号码，说：“韩大哥，您有事就给我打电话。我能办的，一定尽犬马之劳。”
胡泊记起李长胜让他联系丁琳的事，就先打查号台，查了西郊木材厂的电话号码，打过去，通了，却是业务科。胡泊问：“请问，丁厂长办公室的电话是多少？”对方没好气地说：“知不道！”“砰”地扣了话筒。胡泊想这人咋这么熊？又问查号台，答复还是业务科的这个号。胡泊灵机一动，又拨木材厂业务科，却换成了普通话，慢悠悠地打着官腔道：“喂，西郊木材厂吗？我是区政府办公室，请你们丁厂长接电话。”业务科的人口气顿时大变：“噢，噢，区政府呀？请你直接要丁厂长办公室。”接着就告诉了号码。胡泊拨了号，是个女士接的。胡泊说：“喂，丁琳吗？我……”对方忙说：“噢，您找丁厂长？请稍等。”丁琳接过话筒，问：“哪一位？”胡泊自报了家门，丁琳笑起来：“好几年不联系了，怎么想起老大姐来了？”胡泊说：“两个事儿，一是单位垮了，我下海了，你那边有什么业务，我可以帮着干干。特别是拍广告照片做宣传的活。二是……李长胜想……”丁琳忙打断了他：“嗯，过十分钟，我给你打，好吧？”胡泊知她那边有外人在场，说话不方便，就告诉了这边的电话号码。
十几分钟之后，电话来了。胡泊说：“不愧是女企业家，时间观念挺强呀！”就说了李长胜想跟她见见面的事。丁琳长叹了一口气，说：“胡泊，你不知道，当年为这事儿，差点儿把我闹出了精神病。见好？还是不见好？”胡泊就把李长胜的工作单位、电话号码、传呼号、手机号都告诉了丁琳。丁琳说：“胡泊，我先谢谢你！这事儿，我再考虑一下。业务上的事，有了线索，我就告诉你。”
胡泊的父亲原是市汽车修理五厂的电工，母亲是一个小百货商店的营业员。母亲生了他之后，身体一直不大好，就没再生育。胡泊高小刚毕业，“文革”就轰轰烈烈地爆发了。汽修五厂的工人冲着市委分成了两大派，一派是“砸烂”，一派是“捍卫”。“捍卫派”里老工人、优秀工人多，“砸烂派”里调皮捣蛋的工人多，甚至还有几个刑满释放分子。厂长的位置被一个造反派孟司令取代，叫革委会主任。孟司令看中了胡泊父亲懂电会摆弄收音机，就派人动员他“反戈一击”，加入“砸烂派”，给司令部去管理“喉舌”扩大器和高音喇叭。胡泊父亲却坚决不干。孟司令觉得丢了面子，捏造了个罪名，说胡泊父亲在家里弄个收音机偷听敌台，伺机叛逃，让人把他抓了去，批斗毒打了好几场，最后给扣上了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监督劳动改造。父亲一倒霉，妻子儿子也跟着受了连累，成了“反属”。
胡泊上了初中后，不但当不上红卫兵，还常受到几个“红五类”出身的同学的谩骂。胡泊虽不敢反驳，可打心底里恨透了那个孟司令。只有从小一块儿光着腚长大的同班同学李长胜、金大章不歧视他，还常找他一起玩。有的孩子欺侮他，李长胜、金大章就站出来护着他。过了一年，胡泊16岁了，个子也蹿到了一米七。他瞅准了已当上局革委会副主任的孟司令每天下午下了班要打护城河上的一座石桥过，初冬的一天傍晚就悄悄地埋伏在桥头下边。见孟司令骑自行车上了桥，他像一只猴子灵活地冲了上去，连人带车子把孟司令推下了护城河。河里全是肮脏的臭水烂泥，孟司令好不容易才从冰凉的泥水中爬上了岸，去向公安局报了案，说是“阶级敌人陷害红色革命造反领导干部”。公安局的人查了好多天，也没找到肇事者，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1970年，城里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胡泊本属于独生子女，按规定可以留城。可因为父亲的问题，还是要下乡。母亲默默地为儿子收拾了行装。胡泊和李长胜、金大章一起下乡去了。那个小村，离天河有六百多里。临行前，母亲让金大章、李长胜多照顾小弟弟胡泊，金大章和李长胜说：“阿姨，您放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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