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名词字义上讲，心理学与命理学就明确告诉大家心理学与命理学的归属，也就可以看到这两门学问的不同命运了。心理学不用说就是客观唯心主义的知识结构，命理学一看就知道是直观唯物论的知识架构，两门学问之间的界限仍然是精神在前还是物质在先的根本性问题。

心理学成为一门学问起源于公元前三世纪，在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理论中开源了心理学的出处，自然就归于西方哲学的范围了。之后的亚里士多德作《论灵魂》开启了心理学的篇章，经过一千多年的慢长岁月，真正发展成一门系统的学问，只是很短的时间，十九世纪德国人完成了这门学问的整个过程，把心理学从西方哲学中完全剥离出来，形成一门多学科的完整性极强的学问，从此开始心理学向世界进发，步入世界学院教授的殿堂，成为一门让人学习方法的学问，开启了造福全人类的知识工程。

心理学的研究方向是以人为本原，从精神层面，灵魂深处，心理活动开始探索，探索人性的心理趋向与精神感应所引发的人事行为反应的一门学问。由于心理学分类众多，这里不一一细述，总之一句话，心理学是绝对置精神、灵魂于前置，人的行为条件于后置的，纯粹唯心论的一门学问，以研究、描述、解释、预测和影响人的行为为目的学问。

反观古代中国人的命理学，命理学形成理论概念是在汉代中晚期，衍生于《周易》的数术部分，主要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中规律性的学问。命理学最早出现在《黄帝内经》之中，是中医师们创造出来的一种原本准备用来预测人体疾病的方fǎ_lùn，后来可能因为过于抽象被中医师们弃之不用了。

历史发展到两晋南北朝时期，被中医师弃之不用的东西却得到命理学者的注目，命理师们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医师弃之不用的以年月日时干支为依据预测人体健康的这种方法，将这种方法引入人类命运预测的学问之中，在公元五世纪左右形成学术概念，发展到明清两代基本形成以唯物论为基调的描述、解释、预测和影响人的心灵为目的的一门学问，因为中国的命理学是以物质条件为前置目的的学问，心灵、精神就必然是后置之物。这就决定了命理学的宿命。

就心理学与命理学之比较而言，仍然是西方哲学思维方法与中国理学的思想方法的方fǎ_lùn之比较。也就是精神前置，与物质前置的根本性问题，如果说区别，区别就在于中国理学是普遍性学问，不只针对单纯的人而下研究结论的学问，而西方哲学的基点仅限于人性的本原，下研究性结论的学问，区别在于中国理学研究面广，但研究方向明确清晰，而西方哲学研究面狭窄仅限于人，但研究方向模糊，且广泛。

归根结底还是西方人的学问是著眼点狭窄，但内容却丰富广泛的学问，进门很容易，进去找到真理很难，真理很模糊，没有具体靶标性。中国人的学问是著眼点宽广，但内容狭义具体的学问，进门很不容易，但只要进去就宽广无限了，真理到处都是，很具体，有目标，你随便拾好了。

这种人事方fǎ_lùn可以影射东西方文化所涉及的各个领域，也成为东西方人文精神的主要内容，也是诟病之处。

究其原因还是方fǎ_lùn的问题，当你置精神感应于前提时，你看到的只有人，影像很具体、狭义，但是凡涉及到人事的问题就宽广了，涉及到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当你置物质条件于前提时，你看到的就是世界，注目触及到目标很具体，自然你研究的方向就必然是狭义的，只涉及到你看到的事物。

这就是方fǎ_lùn所影射出的关于人类社会现实存在的问题，涉及到人类文明发展方方面面的问题。

其实就思想方法、文化精神而言并没有限定界面，文化传播是普遍性的，只存在传播途径问题，文化是广泛性的东西，具有很强的流通性，只是由于受到政治目的性地限制，而出现人为的屏障，但是真理还是会透过缝隙折射到人的心理层面的。

其实就唯物论与唯心论这两个名词术语而言，既不属于西方人专有，也不应该是东方人专享，这两种人事行为的方法应该归全人类共同所有，是全人类的共享文化。

以唯心思想而言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容易用到，比如我今天想吃顿好饭，可又不想独享，于是打电话叫来一帮朋友，在朋友面前你尽显厨艺，做上一桌子的好饭，最后是做的开心，吃的愉快，皆大欢喜。这个过程就是唯心论的人事变化过程，因为你首先启动了心理预期，而后才行为了人事反应，你做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都是在完善你最初的心理预期，这个心愿完成的过程就是唯心论的理论过程，自然归唯心论所有。

我们再拿某一项巨大工程来比喻，无论这个工程有所大，工程进程有多么长，工程施工过程有多难，这件事情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在完成当初的一个心理预期，那么你从启动工程到结束工程都是在践行唯心论的思想方法，为什么这么一个普通使用的思想方法就一定归于西方哲学所有呢？

所以说我们不能教条化的把人类通用的理论框架qiáng_jiān式的冠以其他名词，也不能出于某种政治意图而扭曲事实真相。

因此上说，思想家们不可以将自己的思想限定在某一特定领域之内，而使自己的思想无法在辽阔的思想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