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组轮到我们十名队员了，对方十名新队员在我们面前一字排开。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十岁上下瘦弱的小姑娘，大大的眼睛，白白的皮肤，头发有点黄，一副羞怯的样子。我为她戴上红领巾，互相行了队礼，看得出她无比激动的神情。

最后，以我校为主，双方同学在戏楼上表演了节目，我也参加了演出。

俗话说：“千里姻缘一线牵”，谁能想到，那位我为她佩戴红领巾的小姑娘，十年后竟成了我的新娘。

婚后聊天时，她告诉我十年前为她戴红领巾的是县一小一位打铜鼓的，个子高高的、瘦瘦的、脸长长的、右眼下有块伤疤的少年。果然是我，果然是她，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小学阶段学业就要结束了，七月初举行毕业典礼，其它年级放假，六年级留校复习准备参加小升初考试。

没有了音、体、美，每天语文、算术、政治三门课反复地上，反复地做卷子。各科老师生怕自己教的课成绩差，层层加码，分秒必争，同学们可累惨了，但并无怨言。

为了挤出更多时间复习功课，我和傅胜利、刘俊三位好朋友找了间空余的学生宿舍，从家里搬来住校。白天上课，晚上三人一起探讨研究当天所学内容，相互借鉴，甚是有益。同学们很羡慕，称为“三文豪”，我们很是自鸣得意。

记得大约临考试前两三天，为了点小事，我和傅胜利发生了口角，于是赌气各自搬回家，从此断绝来往，初中三年没讲过话（还好不在一个班），这是至今让人感到遗憾的一件事。刘俊倒和我一直来往。

这两位当年的同学都是高材生，除语文功底厚实外，傅胜利美术很有造诣，刘俊字写得极好。二人都上了高中，但没有资格上大学，原因是政审不过关，傅胜利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刘俊父亲被打成“右派分子”（后含冤自杀）。

可以想像两位同学之后的境遇是多么悲惨，多么凄凉！听说两人都是九死一生，历尽磨难，最后终于盼到了“四人b”覆灭，父亲平反昭雪。俩人当上了中学教师，而且是名师。刘俊成为静宁的书法家，傅胜利成为工艺美术方面的权威。不幸的是，刘俊后来死于车祸，傅胜利家庭不和谐，至今郁郁寡欢。

小升初考试那天，上午考算数、政治，下午考语文，总共三门。

第一场算数考得很顺利，做完后检查验算，然后交卷。院子里有一些同学，一会儿，有人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块木板，搭在一棵锯倒的大树干上玩翘翘扳。我和几位同学围过去看，两位同学玩得很快乐，我们看得很开心，也想上去玩玩。

突然，他们俩的其中一个好像使劲太猛，把另一个摔了下来，木板飞了过来，正好砸在我左侧头顶上。我踉踉跄跄倒在地上，顿时鲜血顺着脸颊流下来，身上是血，地上也是血，受伤处疼痛难忍。同学们吓坏了，有的扶我起来，有些跑去叫老师。

一会儿，老师和一中的校医来了，大家扶我到了年级组办公室。校医检查了伤口，说不算特别严重，叫我不要害怕。他用几块紗布压住伤口，让我按住不要动。班主任老师拿来湿毛巾擦去我脸上的血迹，不知谁从哪里还找来一件大人的白衬衣给我换上。

老师和校医领我到了一中医务室，路程不算太远。校医动作熟练地操作起来，他剪去我伤口周围的头发，然后消毒，再缝针，缝了七针。最后完成包扎，我变得像个伤兵模样。校医问老师：“能考试吗？”不等老师回答，我说：“能！”我想起了考试，不由得心急如焚，也忘记了伤口疼痛。

快速回到考场，时间还剩半小时。我不由分说抓起政治试卷，迅速扫视了一下题目，就如飞地做起来。好在政治总复习提纲我已背得滚瓜烂熟，这些题都会做。于是我加快书写速度，再加快速度，紧张极了，生怕时间不够用。

一位监考老师见我这般模样，又心急火燎的样子，走过来，看了看我的试卷，又轻轻地摸了摸我的头，然后在我背上拍了拍，友善地看了看我。那神情分明是在鼓励我，安慰我，我有了信心，一鼓作气，在下课铃响时完成了试卷。考完试，伤口钻心地疼起来了。

下午接着语文考试，精神状态比上午差多了，甚至不如政治考试。我的头昏昏沉沉，伤口隐隐作痛，手有点不听使唤。语文题很多，还有作文，我勉为其难地坚持着，强忍着痛苦答题做卷。两个半小时后，终于完成了考试。

十天过后，静宁一中张榜公布考试成绩，总共420名考生，录取200名，我是第27名。出了事故，还能考取这样的成绩，应该说不错了，然而一家人高兴不起来，政治的压力，生活的压力，让人喘不过气来。

姐夫被戴上“右派”“历反”两顶帽子，开除公职，交公社管制劳动改造。自力兄被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公职，交街道管制劳动改造。姐姐被“隔离审查”后，正等候发落。忠厚老实的三舅也莫名其妙被戴上“历反”的帽子……

古人云：“苛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由此观之，犹甚也！”这些名言警句正是当时及之后多年社会历史的真实写照。

经济收入只有姐姐每月63元工资了，而人口已达七人（母亲、姐姐、我、玲玲、明娃、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