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始至终都是泛泛而谈，没有涉及具体业务合作项目，没有解决什么实质性的问题，更没有达成什么共识，或者签订什么协议。谈完公事，大家就相互打听一下年龄、籍贯、身体状况、家庭情况，以及各自的配偶和孩子。到了实在无话可说的时候，严锋清就起身告辞。别人真诚相送，或者客气地留拜访者吃一餐饭。

每次走访的流程基本一致，谈话的内容也是千篇一律。

王加林开始质疑这种疲于奔命的实效。因为他们跑了一个多月，支行的各项业务指标和经营数据并没有明显好转，存款依旧增长缓慢，资产质量还在继续恶化。

严锋清这么东奔西走，会不会是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会不会是因为搞不清发展方向、找不到经营策略而如无头苍蝇般瞎撞？

因为鞍前马后地跟着严锋清跑，一次又一次地喝得烂醉如泥，方红梅曾痛斥加林是“严锋清养的一条狗”。这话尽管难听，但加林却没有办法反驳。支行新的领导班子成立之后，他的确唯严锋清是命，与严锋清走得太近，也跟得太紧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谁让他是办公室主任呢？

无论党政机关、社会团体，还是企事业单位，都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一个合格的办公室主任必须具备五个方面的素质。概括地讲，就是要当好五个“子”：笔杆子、夜猫子、气袋子、酒坛子、狗腿子。只有这五个方面都很出色，才能够让领导满意，才能得到提拔和重用，即所谓的“五子登科”。

王加林不能脱俗，也只能按照这条路子去走。

方红梅骂他“家懒外勤”，完全不顾家。这一点，加林必须承认，并进行过深刻的反省。

家务事确实做得少了，因为落屋的时间的确很少。即使在家，他也总是感觉特别累，浑身酸软无力，而且经常犯困，躺在床上或者靠在沙发上就不想动，也搞不清是酒精中毒，还是身体上有什么其他毛病。洗衣机、空调和席梦思这些东西，他是准备去孝天城买的，可一直没有瞅到能够顺带这些大物件的货车，就耽搁下来了。

方红梅说加林不关心女儿，没有尽到一个当父亲的责任。这是最让他感到内疚的。

王彤马上就小学毕业，要参加初中招生考试了。孩子学习怎么样，成绩在班上排多少名，他一无所知。本来，王彤今年应该上五年级的，是他固执己见，坚持让王彤从四年级直接“跳”到了六年级。

去年，花园镇实行学制改革，小学由五年制改为六年制。因为是过渡期，学校规定，四年级的学生可以升五年级，也可以直接读六年级，由家长自愿报名。王彤刚好上完四年级。在决定她是读五年级还是读六年级的问题上，王加林和方红梅产生了分歧。

方红梅觉得，女儿上学本来就早，八岁就读小学四年级了。在班上比其他的同学年龄小一大截儿，所以应该读五年级。这样一步一步地往上升，既能够保证知识的连贯性，孩子也不至于过于吃力。

加林同志的意见则恰恰相反。

他认为老婆是典型的“头发长见识短”，只注意到表面现象，而忽视了最关键、最本质的东西。他说，六年级全校只有一个班，学生是从四年级好几个班中挑选出来的，这就等于变相办了一个“五年级快班”。因为这个班担负着小学升初中考试的使命，学校必定投入最强的师资，把六年级作为重点中的重点。王彤年龄虽小，但有志不在年高，既然成绩不算太差，就应该大胆地让她上！留在五年级，孩子反而不能满负荷运行。固步自封，右倾保守，说不定就会摧折了一棵“少年科技大”的苗子。再说，小学基础知识固然重要，但一个人学习上的进步，主要在中学阶段。女孩子成熟较早，早点儿进入中学是有好处的……

王加林有理有据、慷慨激昂的陈词，使得方红梅哑口无言。

就这样，本来应该读五年级的王彤同学，跳级进入了六年级。

由于六年级一年要上完两年的课程，还要挤出时间复习备考，功课拉得很快。王彤同学每天回到家里，完全没有闲着的时候，不是记公式、背课文，就是做作业、写作文。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上厕所也是手捧课本叽哩哇啦地读，没有哪一天晚上十点以前能够上床睡觉。

起初，加林还天天检查女儿的功课，守着她完成作业。时间一长，他也没那份耐心了。特别是感觉身体比较疲劳，或者工作不顺心的时候，王彤找他求教准倒霉。

加林同志要么大声吼叫，骂女儿笨，要么让女儿自己去“动脑筋”，搞不好还会给女儿一巴掌。

于是，王彤就赌气地闩上房门，不吃不喝，不搭理大人，或者蒙在被子里号啕大哭，甚至把课本钢笔作业本一扔，倒在客厅里满地打滚。

每逢这种时候，方红梅便如局外人似的“坐山观虎斗”。不冷不热地冒出一句：“是你要她读六年级的啊……”

加林同志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其实，他也担心自己拔苗助长，欲速而不达，耽误了女儿的前程。

王彤本来特别喜欢看动画片和故事书，而且善于根据电视或书里的情节，变着花样儿玩各种游戏，加上她性格开朗、活泼好动，是个典型的“假小子”，在小伙伴中极有威信。以往周末，来家里邀她玩的小朋友络绎不绝。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