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素珍又问，什么时候开始侦查，大概需要多长时间结案。
“这个就不好说了。”杨所长双臂交叉地靠在转椅上，回答说，“这要看案件的复杂程度。我们办案有时很快，三五天，甚至当天就能破案；有时又很慢，一年两年的有，十年八年的有，甚至有几十年都没有破的积案。你这个案子，人已经死亡是事实，而且是喝农药自杀的。你说死者是被虐待致死，这就需要证据。收集证据需要时间，还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眼下春节刚过，农村抹牌赌博成风，维护社会治安的任务很重。我们一时半会恐怕抽不出人来办理你这个案子。当然，你自己也可以协助我们取证，只要收集的证据确凿充分，我们同样可以惩治犯罪嫌疑人。”
白素珍说，她愿意协助派出所调查取证。
杨所长认为这样最好，站起身与白素珍握手告别。
就这样，白素珍在双峰镇找了家旅社住下来，以“业余警察”的身份，开始了她的调查取证工作。
她的工作目的地，自然是王李村。
双峰镇距王李村有八里路，可以坐长途汽车，但每天的班次很少，又得花钱。
白素珍坚持步行往返。她每天一大早从双峰镇出发，步行一个多小时，到达王李村。
重回自己曾经生活了十几年的村庄，却有家难回，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熟悉的老宅早已不见了踪影。亲爱的养父养母都已离世，化作了泥土。而本应属于自己所有的房屋，仍被王厚义和他的“姘头”胡月娥霸占着。
一想起这些，白素珍就满腹悲怆，义愤填膺，怒火中烧。
王厚义你等着吧，我一定要把你送进监狱！我一定要争回养母的遗产，让你的“姘头”胡月娥和两个“非婚生子女”无处安身！
有了这种坚定的信念，白素珍变得异乎寻常的平静。她开始接近那些多年不见的父老乡亲，走进那些她曾经非常熟悉的家庭。
王李村的很多人家，她正月初一初二都已经去过了。但那时目的性不强，她不知道究竟要告王厚义哪方面的“罪行”，所以都是泛泛而谈，聊天叙旧的成分比较多。这一次就不一样了，目的非常明确，她就是要了解王厚义和胡月娥是如何虐待老人的，在发现她养母喝药之后，是如何假装抢救，遮人耳目，实则故意不作为，让她养母悲惨地死去的。
每次和别人谈话，她都想方设法把话题往这方面引，让别人说出实情，形成“铁证”。
最初，她还拿着钢笔和笔记本，一边听，一边记。
别人见她这样，就产生了思想顾虑，说话吞吞吐吐，故意遮遮掩掩，不愿意畅所欲言。
她发现这个情况后，再去另一户人家时，就不带笔和本了。她装作非常随便的样子，听到的情况就有价值得多。
她把别人说的情况牢牢地记在脑子里，回到双峰镇之后，就在旅社的房间里补充记录下来。
一些敏感的乡亲已经意识到白素珍准备与王厚义打官司。当然，有时是因为她情绪激动，流露出要控告王厚义的想法。
别人就好心地劝她。
他们说，孝天虽是孝文化之乡，农村里后人虐待老人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但很少人去打官司。
“素珍啦，你把这场官司打下来，起码要掉二十斤肉，最终还未必能够赢。”邻居皮匠三爹这样对她说。
这些奉劝和忠告，丝毫也动摇不了白素珍把官司打下去的决心。别说掉二十斤肉，就算搭上这条命，她也要为养母报仇雪恨，誓死也要把王厚义送进监狱里。
几天下来，白素珍的“微服私访”成果丰硕，已经记满了两个软面抄写本。
她拿着这两个笔记本，到双峰派出所找杨所长，询问这些“证据”够不够。
杨所长把笔记本翻了翻。回答说，内容已经差不多了，问题是别人都没有签字，他们过后要是不认账怎么办呢？证据材料必须有证人签字，不会写字的，也要让他们按上手印。
白素珍感觉有些为难。
“不让他们签字也行啊，但开庭的时候，他们必须出庭作证。”杨所长说。
要做到这一点，白素珍觉得更难。
杨所长两手一摊：“那你这几天的工作就白做了！”
无奈之下，白素珍只好再去王李村，找那些曾经提供过“证据”的人签字，或者劝说别人能够出庭作证。
情况正如她所预料的一样，没有一个人愿意在“证据”材料上签字或者按手印，更没有人愿意出庭作证。
他们说，你白素珍打完官司，拍屁股一把灰远走高飞了，我们还要在王李村活人呢！又不是说这场官司你一定能够赢，一定能让王厚义去坐牢。我们将来还要和他在一起相处几十年，哪个又愿意为你打抱不平，去得罪王厚义呢？要是与他结了怨，他不光会骂我们，说不定还会动刀子呢！
白素珍觉得这些人太势利了，没有一点儿正义感。但是，她又没有办法说服别人。
见她束手无策、非常着急的样子，皮匠三爹给她出主意。建议她去找村支书，要求大队党支部以组织的名义出证明，证明乡亲们说的都是事实。这样的效果，肯定比个人签字画押更有说服力。
白素珍眼前一亮，觉得皮匠三爹说的非常有道理。
她道过谢，马上就去找村支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