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祖灭张氏，其部下官属田产，遍于苏、松，明祖既怨张氏，又籍其田，并后所籍富民田，悉照租额定赋税。正统时，巡抚周忱奏请减官田额，又奏官田乞同民田起科，部议格不行。嘉靖中，嘉兴知府赵瀛，请以官田重赋，摊煊诿裉锒均之，赵固以官田、民田，有同一丘而税额悬殊，故创并则之议，不知官田自当减赋，民田不可增赋，同时苏、松亦仿其议，奏请允行，自是官田之名尽去，而民田概加以重赋。我朝平定江南，以万历时额赋为准，时已无复有官、民之分，但官田虽减，犹未为轻，民田既增，弥益其重，然则江右南昌、袁、瑞浮粮所以早蒙豁免者，由官田名额未除，苏、松、嘉、湖浮粮所以难邀蠲除者，以官田名额既去，均于民田之赋，竟指定为正供，不复推求往时摊熘故。韩世琦、慕天颜先后披陈，卒格不行。雍正二年，特恩除苏州额征银三十万两，松汀十五万两；乾隆二年，又除苏州额征银二十万两，民力固可稍舒，然旧额太重，虽屡减仍无益也。如有为民请命者，诚能缕述其所以然之故，知宋不括官田，则无此重赋，明不摊烀裉铮则亦无此重赋，为今之计，莫若均赋一法；请即以苏、松邻壤，东接嘉、湖，西连常、镇，相去不出三四百里，其间年岁丰歉，雨僭缫纾地方物产，人工勤惰，皆相等也，以之较常、镇赋额，则每亩浮加几倍，宜查常、镇之额，按其最重者，定为苏、松、嘉、湖之赋，则用以指陈入告，以普朝廷惠爱东南氓庶之至意，则百世蒙其福矣。

斛制

今之官斛规制，口狭底阔，起于宋贾似道，元至元间，中丞崔Ｑ云涫娇谙恋桌，出入之间，盈亏不甚相远，遂行于世，至今沿之不改。盖斛口小，则斛面或浅或满，盈亏固自有限，所以杜作奸者，其法至善，贾虽奸相，而此一物规制，固百世不可易也。

赦令

谢梅庄曰：自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其后孔明惜赦，孟光责赦，而文中子乃甚其词曰：“无赦之国，其刑必平。”夫赦者，先王仁政之一，盖愚民当创惩之后，未必无悔悟之心，而人主除已往之愆，亦与民更始之义，但当以数为戒，不必以无为美也。秦皇两世，不闻有赦，唐德宗之季，十年不赦，而陆宣公、阳道州皆死于贬所，此三主者，刑何尝平哉！

科目

近日捐输之例，层见叠出，无识者流，乃窃窃忧之，以为此风不止，必有碍于科目，且恐将来废科目之说，或由此而开，则断断不然。捐输自捐输，科目自科目，不能举一废一，且恐转瞬即有停捐输之事，而终古必无废科目之虞。客不闻乾隆初有废科目之疏乎？乾隆九年，兵部侍郎舒赫德疏云：“科举而取，案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已深，侥幸日众，古人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当为之职事也，今之时文，徒空言而不适于用，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一；墨卷房行，辗转抄袭，赝辞诡说，蔓衍支离，以为苟可以取科第而止，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二；士子各占一经，每经拟题，多者不过百余，少者仅止数十，古人毕生治之而不足，今则数月为之而有余，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三；表、判可以预拟而得，答策就题敷衍，无所发明，此其不足以得人者四；且人材之盛衰，必于心术之邪正，今之侥幸求售者，弊端百出，探本清源，应将考试条款改移而更张之，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云云。奉旨饬议，时鄂文端公为首相，力持议驳云：“谨按，取上之法，三代以上出于学，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科举之法，每代不同，而自明至今，则皆出于时文。三代尚矣，汉法近古而终不能复占，自汉以后，累代变法不一，而及其既也，莫不有弊。九品中正之弊，毁誉出于一人之口，至于贤愚不辨，阀阅相高，刘毅所云‘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者是也。科举之弊，诗赋则祗尚浮华而全无实用，明经则专事记诵而文义不通，唐赵匡举所谓‘习非所用，用非所习，当官少称职吏’者是也。时文之弊，则今舒赫德所陈奏是也。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乎因时而补救之。苏轼有言，观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道在于责实。盖能责宾，则虽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才自可奋兴；若专务循名，则虽高言复古，而法立弊生，于造士终无所益。今舒赫德所谓时文、经义，以及表、判、策、论，皆为空言剿袭而无所用者，此正不责实之过耳。夫凡宣之于口、笔之于书者，皆空言也，何独今之时文为然？且夫时文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变者，非不欲变，诚以变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且就此而责其实，则亦未尝不适于实用，而未可一概訾毁也。盖时文所论，皆孔、孟之绪余，精微之奥旨，未有不深明书理而得称为佳文者，今徒见世之腐烂抄袭，以为无用，不知明之大家如王鏊、唐顺之、瞿景淳、薛应宓龋以及国初诸名人，皆寝食经书，冥搜幽讨，殚智毕精，殆于圣贤之义理，心领神会，融洽贯通，然后参之经史子集，以发其光华，范之规矩准绳，以密其法律，而后乃称为文，虽曰小校，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于其中。至于奸邪之人，迂懦之士，本于性成，虽不工文，亦不能免，未可以为时艺咎。若今之抄袭腐烂，乃是积久生弊，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转咎作法之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