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快活林  水浒我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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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庆历年间最高时的货币收入达到四千四百万缗。两者相差多少倍呢?“仁宗盛治”时最高的商税是两千二百万缗。“仁宗盛治”只是的商税货币收入就是“开元盛世”的全部货币收入10倍以上。唐朝前期每年货币岁入之所以如此低,主要是商业不发达,没什么收入。大部分税收来自农业,以实物税赋为主。

以货币加实物粟、绢、绵、布等总数计:玄宗时天宝八年,唐政府把租、庸、调、地税、户税所有收入,数额加起来共五千二百三十万(贯、石、屯、疋等计量单位)。而这样一个数额《通典》作者唐朝的杜佑已经指明:“其时钱谷之司,唯务割剥,回残賸利,名目万端,府藏虽丰,闾阎困矣。”这个数字是不正常情况下“唯务割剥”取得的高额数字,这也是整个唐朝税收的最高数额。可以肯定“开元盛世”之时的税收远远小于五千二百三十万这个数目。而且这个数字不止是税,很大部分来自于庸、调。唐朝赋税真正的重头是庸调。所以这个数字水分太大。即使这样和“仁宗盛治”正常的税收数额货币加实物比也相差两倍,所以曾巩说:“宋兴,承五代之敝,六圣相继,与民休息,故生齿既庶,而财用有余。皇祐(仁宗年号)户一千九十万,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天下岁入,皇祐、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自古国家之富,未有及此也。”而“贞观之治”时期无论是税收还是户数等具体实际指标都是很少的,不值一提。可以断定无论怎么比“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时国家税收数额加起来也不如“仁宗盛治”。

北宋时期实行的是“藏富于州县,培护本根”的政策。宋仁宗统治过于宽仁,造成许多地方上供朝廷的钱财、粮食等物亏欠太多,这是当时的弊病。所以后来进行改革,按照五条原则考核地方官员,即户口的增减,田地荒芜程度和垦辟情况,茶盐酒税是否比原来的数目有所增加,上供、和粜(tiao,音同跳,意为卖粮食)、和买是否与历年数目一致;呈报朝廷的文件必须齐备等。

北宋朝尤其是仁宗统治期间税是相当轻的。时人崔伯易在《感山赋》中曾说:“以皇祐(仁宗)之版书,较景德(真宗)之图录,虽增田三十四万馀顷,反减赋七十一万馀斛。”就是说宋仁宗时期的田地开垦程度较宋真宗时期比大大增加了,而田税收的却减少了。北宋尤其是仁宗统治时期,隐田漏税的现象十分严重与普遍。

宋仁宗时期庞大的国家财富来自于商税,除农村、农业、农民外,更来自于城市、商业、商人。宋太宗时宋朝一年的商税收入约四百万贯。真宗景德年间,商税也不过四百五十万贯,而仁宗庆历时,商税增加竟猛增到两千二百多万贯。可见仁宗统治期间商业的巨大发展与繁荣程度。正是在仁宗以后,宋朝已经摆脱农业社会进入商业社会。所以美国学者们费正清、赖肖尔、克瑞格在《东亚:传统与变迁》中感慨:“事实上从宋朝开始,农业的经济价值已日益变得无足轻重。”

虽然政治环境的宽松造就了不少贪官污吏,但这是历朝历代都不能避免的事。加上此时在位的徽宗皇帝做起皇帝来很不着调,一味贪图享乐,又在南方征收花石纲,造成了后来的方腊起义,但还是得承认,相较于前代,普罗大众的生活水平是上升了不止一个档次的。

就以快活林这样一个小小的集镇来说,它的繁华程度已经不下于后世的乡镇,甚至可以说是犹有过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自然与统治阶级的领导有很大的关系。

宋以前,隋唐的都城都是划分了坊市的,其它的城镇也不例外,夜晚还要实行宵禁,这样一来固然便于统治和管理。但是却绝不利于民间的商业发展,普通百姓只能种地刨食,而商户的地位又极其低下,国家的收入来自于劳苦大众的赋税。但是自仁宗以后,宋代的国家收入,很大一部分则是来自于商税,也就是这一时期开始,社会开始由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变。

像快活林这样的商业集市,整个大宋不知凡几,即便是在都城东京,城外也有相当多的商户。

李瑾不禁为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时代感到由衷的赞叹。但越是这样,他就更为这个国家的未来担忧,也对此时的统治阶层感到极度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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