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分钟后，他进来了，自顾自地点上一根烟，我发现他抽的烟居然是软包中华，那种高档名贵的香烟是他一个小小的派出所所长按照正常的工资收入所无法消费的。♀特么对于+我只有一句话，更新速度领先其他站n倍，广告少他靠在椅背上，打开一张报纸，慢条斯理地阅读着，说，正在组织警力，一会和你一起去。你带路。
足足等候了十几分钟，他才说，好了，一起去吧。然后下楼，门口有一辆白色的面包车，车顶上的警灯蒙着一层尘土，车上还有两个冷若冰霜的警察。
面包车启动了，他们问我，是哪里？向哪边开？我说了那家宾馆的名字，他们说，没有听说过。我奇怪了，小小的县城，屈指可数的几家宾馆，作为警察的他们居然没有听说过。
我只好用左右的方向来指挥着这辆像个哮喘病人一样摇摇晃晃声音很响的面包车。刚才在派出所院子里，本田和桑塔纳警车我就发现了好几辆，而他们就要使用这辆举步维艰勉为其难的面包车。
县城不大，十几分钟就走到头了。面包车在那家宾馆的门口停下来，我带着警察爬上楼顶，然而，那家木屋里已经人去房空。♀地面上只残留着慌张搬迁时的破凉席、臭袜子、擦拭过的卫生纸。
那个有着黑痣的警察很生气，他盯着我问，人哪？人哪？你举报的人哪？
我还能说什么。那些女孩也许现在就被藏匿在宾馆哪个房间里，也许正被那些打手们看护着，但是我还能说什么。他们应该比我更清楚。
我突然感到极大的恐惧。我想赶快离开这里，离开县城，离开他们管辖的这块“五亩三分地”，越快越好。
我说，我要走了，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还请你们把我送到我住宿的宾馆。
有着黑痣的警察问，为什么？
我说，现在他们肯定已经盯上我了，你们必须保护我的安全。
他笑了，笑得很惬意，又轻蔑地说，你现在才知道害怕了？
我不想再说什么，我感到一种受辱后的极大的羞耻。我孤立无援，我恐惧万分。这些站在我的面前拿着枪的人民警察和那些躲在黑暗中的拿着刀的黑帮势力令我恐惧。
面包车只把我送到通往我所住宿宾馆的岔路口，就再也不愿向前开了。他们说，郊外有一起打架事件，他们要去处理。然后，掉头，一溜烟地消失在县城纷纷扬扬的尘土中。
我几乎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向宾馆。我必须抢在黑社会知道我的居住地前离开这里。冲进三楼的房间，我抓起背包，一步三个台阶地跳到一楼。经过一楼一间正在打扫的房间时，我看见宾馆门外走进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脸上有伤疤的男子。我闪身进了房间，示意清洁工别吭声。我听见他们被前台服务员拦住了，他们报了我的房号，说是我的朋友，然后就上楼了。我急忙跑出宾馆。
然而，站在大街上，四顾茫然，这个偏僻的小县城连一辆出租车也没有。看不见的令人恐惧的杀机正在步步逼近，而我却无法逃遁。
我只能从一个小巷跑进去，一条赃兮兮的满身泥巴的小狗追着我叫，我一脚将它踢翻了，它夹着尾巴很委屈地跑走了。小巷没有一个人。我跑到尽头，才发现这是一个死胡同。我翻墙而过，掉落在一片长满青草的荒地上，荒地的那边，掘土机的长臂在伸上伸下，像施瓦辛格扮演的钢铁战士。
穿过荒地，我拦住了一辆三轮摩的。我已经不辨方向。我拉紧窗户两边的布帘，低着头对司机说，快送我出城，最快的速度。
摩的突突突启动了，声音非常刺耳地开向城外。车厢的前方没有玻璃没有布帘，我看见一些面目狰狞的人在大街上游荡，审视着身边走过的每一个人。
出了县城，来到了一座加油站前，我看见一辆大卡车即将启动，我跳下摩的，攀上卡车高高的驾驶室，我说，师父，请送我一程，我是记者。我把记者证拿出来让他看。他没有看，憨厚地笑着说，上车吧。
大卡车隆隆启动了，像坦克一样雷霆万钧地驶向前方，我才稍有心安。司机很热情，拿出他的饮料让我喝，我摆摆手。我心中只有恐惧，我已经没有口渴的感觉，尽管额头上大汗淋漓。司机说，记者好啊。然后就抱怨说，你们记者应该管管啊，警察常常拦车，不管你超载不超载，拦住就罚款。空车也罚，不是说你的车没有洗干净，就是说你超速行驶。每个月赚的钱都给了警察。
我心中一阵苦笑，我现在连自己都管不了，正在受到黑社会和警察的追杀，我怎么还能管的了警察。老百姓最善良，老百姓以为记者是无冕之王，以为记者是社会正义的化身，然而，他身边的这个记者，而且还算是圈里很有名的记者，现在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有几辆摩托车从大卡车身边驶过，我从高处看见了他们黄黄的头发，他们就是淫秽表演的打手，他们是去前方拦截我。我必须下车。
大卡车转过弯，我下了车，沿着公路边的羊肠小道，抓着荒草和树根爬上半山腰，回头看见又有几辆摩托车从山下驶过去了，坐在摩托车后的人手中提着砍刀和木棍。砍刀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突然，电话响了，是阿青打来的。她一直在记挂着我的安危。我说了我眼前的处境。她一下子吓哭了，一连声地说怎么办怎么办，需要她去报警吗？我说，追杀我的就有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