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究不是习惯的地方，况且，她很久不说英文了；出境不是问题，到当地后，在出机场前免不了有一段要她自己应付。

大阿姨倒笑了笑，彷佛不觉得是一个问题。

她朝我望，那眼神很有鼓励的意思在。我微感到烦，可想及她的殷劝，并不是不动摇。对着母亲，我有时是没办法不觉得无奈。

我开了口：“妈，妳就去吧——”看她即望来，顿一顿，“看什么时候出发，我可能要飞伦敦一趟，是公司的事情，应该能一起去。”

母亲未语，就在那愣住了。大阿姨则顺势地鼓吹她：“对呀，去吧，妳怕讲英文，可有你儿子啊，出机场后还有俐华…”

母亲又望一望我，神情仍似犹豫，但嘴上却说了好。

我心里倒迟疑了。可好便好吧。

公司里当然没什么事要我到英国去。我本也不预备去。可话是这么说了。回过头，我向陈立人报备要假。

因要了一个月份的假期，陈立人坐在办公桌前，对我皱起眉。

不用他问，我即坦白道：“跟朋友出门玩一趟。”想想，婉转地补一句：“我也大概有两年没有大休了。”

陈立人才笑了，打量我，“跟女朋友出门可以直说的，不用拐弯抹角。”

我佯一叹道：“是倒好了，只是个男的朋友。”

陈立人这时又不笑了，神情再严正，忽问：“该不会是赵宽宜？”

我怔了一下，便笑一笑。

“陈董，倒不知道您会凭空算命啊。”

陈立人不接这句，却问：“我可知道你近一阵子跟他往来很勤快，不总在一起晚饭吗？”

我心中一顿，面上仍笑。

“哪里总是。”我道：“朋友私下吃顿饭，联络感情，不为过吧？”

陈立人注视着我，“是不为过，但连续吃好几晚，那感情可太好了。我怎么记得你们之前还没那样好。”

我不语，可望他脸色，忽有了联想。我笑一笑，和他道破：“我们就是朋友，跟他，是从不讲公事的，我并没有意思离开公司，况且，您这边福利可好了，我怎么舍得走。假如您不放心，那我也就——”

陈立人当即打断我，讲：“好了好了，哪有这么严重！”一顿，笑了笑，正色地看我，“我没有怀疑你什么。我只是——当他在挖你过去为他做事。要知道，公司一向是没了你不行。”

我睇他，笑道：“哦，可承蒙您看得起啊。”

陈立人轻咳了声。

我再和他表明清楚：“我是真不可能到他公司去的。”想了想道：“他当朋友是很好，可当老板，却不是那么好。”

陈立人一听，扬起眉，只看我不讲话。

我当知要恭维：“那当然了，不用讲的，您不管当朋友或老板都是很好。”

听罢，陈立人才算笑意开怀。他抬手来，摆了一摆，低头继续办公，一面道：“行了，准假准假，去吧，”

四十一

父母协议分居这一件事，我并不瞒住赵宽宜。可这一趟临时英国行，我却有种彷佛不足以去道之的为难，也不知道赵宽宜有没有听出来。他是未表露奇怪。他反正本来都这样的。因预定有变，商量后，我便要先跟母亲到伦敦，再和赵宽宜在巴黎会合。

只是法国罢工到八月底才算告终，威廉先生继女儿的婚礼最后定在九月中的一个日子。

赵宽宜却在那之前要去一趟纽约。不得已，行程再改，好容易终定下。我依然先带母亲飞往伦敦。这之前，母亲已透过张秘书告诉过父亲。自定下协议后，她须得找到父亲的事情，全托了张秘书。

到出发时，欧洲那里天气可算凉了。

台北总不时有雨，伦敦亦是，却又很不同。飞机降落在希斯洛机场，即明显得感受到气候变化，飞机外的天，雾灰灰地一片。

是傍晚了。

飞了近十几个钟头，母亲看来很疲倦。在飞机上，她没睡得太好，时常醒着。可能紧张，或者对往后的安排不安；飞行中，她向空服员要了两次红酒。

我跟母亲在机场附近的阿罗拉酒店住了一晚。隔日九点多钟时，来接的人已等在大厅了。是一位女士，轻便衣装，灰白的头发随兴挽在肩上，很有青春的情怀。正是母亲那位表姊。

她看到母亲，好亲切地来拉手，热烈问候。母亲脸上有笑，又彷佛百感交集。大概从前两人很好，寒暄过两句，已很熟悉地交谈起来。

两人径自在那叙旧，好片刻终于静下，又似忆起什么往昔，都对彼此笑了笑。表姨这时才往我看来。

我客气问候：“您好。”

表姨一笑，对母亲道：“都这样大了，可长得好啊。上次看见，记得还在学走路——时间真过得太快了。”

母亲瞥我一眼，亦笑一笑，对表姨附和：“是啊，是过得太快了。”

表姨又来拉了拉母亲的手。她道：“以后会过得更快，但要更好。”

母亲未作声。我看见她的另一只手也去握住了表姨的手。我不禁望她的脸，一时心中不知能怎么感慨。

表姨在说着：“好了，我们快去我那里吧，车子停在外面了。”

酒店外停有一辆灰色休旅车。驾座上坐着一个中年男人，是西方面孔，高头大马的，穿着随兴；他朝我们望，很开怀地打招呼。

表姨介绍了他，名字是叫r。他跟表姨是一条路上的邻居。表姨车子前日送保养厂，本要和他商借车子，他却更热心，自愿当司